石冠卿名医小传

石冠卿(1917-1999)，男，河南省濮阳县人。河南中医药大学教授、主任医师，硕士研究生导师，全国首批名老中医经验继承工作带徒指导老师，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。1958年毕业于南京中医学院(现南京中医药大学)。曾任河南中医药大学内经教研室主任，全国中医学会理事、河南分会常务理事，曾当选为第五届、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，河南省第五届、第六届人大代表。

石师少读四书五经，18岁师从当地名医梁问荣(庠生)，随师数年，尽得其传。24岁独立行医，名扬一方。1957年进入南京中医药大学深造，1958年调入河南中医药大学从事教学医疗工作。石师业医60余载，从教40余年，他在临床、教学中积累了丰富经验，撰有60余万字《内经素问选注》，发表论文数十篇。他对经典著作研究颇深，尤其对《内经》《伤寒论》及《金匮要略》等著作尤有深究。崇尚脾胃学说，擅治内科杂病，对肝胆、脾胃及疑难杂病的治疗有独到经验。

“习医贵勤，学要精思，持之以恒，学识大进”，这是石师经常教导我们的恒言。至20世纪90年代末，石师已年届高龄，但仍为中医事业辛苦不懈，并深信中医事业必有发展之日。他治学严谨，谦虚谨慎，勤奋终日，手不释卷。他很重视医德，常说：“医为仁术，品行不端正，医术虽高明，也无法取信于人。”

石师具有精湛的医术，崇高的医德，在人民群众中享有较高的威望，受到国内外人士的爱戴和尊重。他勤奋工作，不仅要完成日常繁重的诊务任务，还要致力于传、帮、带，为中医事业培养了一批批接班人，其中硕士研究生10余名，为中医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。

石冠卿学术思想

一、业医必读《黄帝内经》

石师认为业医者必读《黄帝内经》(后文简称《内经》)。《内经》是祖国医学的第一部经典著作，其内容丰富，医理深邃，是祖国医学的源泉。自古凡在医学上有一定造诣的，没有不熟读《内经》的。

自《内经》问世以来，中医各科的理论，如针灸、气功、推拿、伤寒、温病、内外各科、运气学说及历代各家学说等，无不导源于此。我们均知《内经》是两千年来的“医学之祖”，非因它的时间最古远，而是由于它提供了整个祖国医学的理论和治疗原则，之后的医学著作都是在《内经》的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。经络、腧穴、刺灸法发展了“针灸学说”；导引、吐纳、养生为气功推拿之源；“六经”“三焦”“热论”为伤寒、温病学派的理论基础，如张仲景的《伤寒杂病论》沿用《内经》六经的名称，分各种外感热病为“三阴三阳”六类证候，这是继承了《内经》的基本理论，贯穿了“辨证论治”法则，为后代医家树立了医学典范，与他同时代的华佗赞叹说：“此活人书也。”

《内经》是古代劳动人民在与疾病做斗争过程中取得的经验总结和归纳，内容丰富多彩，它包括生理、病理、诊断、治疗、养生等方面，为祖国医学的源泉。自《内经》问世以来，对其注释，代有其人，各家注释均有独特见解和发挥，这就进一步发展和丰富了《内经》的理论和内容。它虽不是临床治疗专书，但却完整地包括了四诊、八纲、七方、八法等方面，开后世医学之先河，因而后世医学各科理论，均是由此书发展起来的，实为祖国医学之本源。综上所述，可知历代医家的伟大成就及中医各科的发展无不导源于《内经》，故业医者不可不读此书。

二、严于辨证论治

辨证论治是祖国医学的最大特点，也是中医的精髓。石师指出，医生治病处方用药，必须抓住主证。他非常重视辨证论治，认为辨证论治必须从整体出发，切不可头痛治头，脚痛医脚，那种对号入座的做法，尤有碍于中医事业的发展。在临床中，石师谨守柯韵伯的“有是证，便用是方”之说。同时重视四诊合参，八纲辨证，因人、因地、因时制宜，立法用药也十分细腻贴切。

兹举一例，引以为证：

1991年8月6日，适有两名眩晕(高血压)患者同时求诊。石师一投四逆散加旋覆花、代赭石、陈皮，半夏、党参、生姜；一投厚朴温中汤合四神丸，实习生不解其意，提出疑问。石师说：前者头晕痛，时有热感，两胁胀痛，嗳气，伴见呕吐，舌苔薄白，脉弦有力，乃肝郁气逆，气血并走于上，故处疏肝降逆之四逆散加味治之。后者，头晕不痛，腹胀满夜甚，不思食，五更泻，脉沉细而缓，舌苔白滑，属脾肾阳虚，运化无力，中气不和，气逆血升也，故用补肾阳，暖脾土，温中理气法治之。此乃同病异治也。若一见高血压之眩晕，动辄以肝阳上亢论治，则妄矣。要知不同型的高血压，应分而治之。这种辨证论治的思想，使我们备受启迪。

对于临床诊断，石师强调既需辨证，又当识病，辨病有利于了解病因及疾病发展变化的规律，辨证则有利于从整体观念出发，全面分析疾病的病位、性质及邪正盛衰等情况，使治疗能做到因人而异。然而，有人认为中医只辨证不辨病，这是一种偏见。石师认为中医辨证，具有整体观，西医辨病针对性强，各有千秋，应当相互结合。但他指出，结合应该是有机地联系，不是简单地凑合。不能把西医的炎症与中医的热证等同起来，一见肺炎就投黄芩、知母，一见肾炎就投栀子、木通。这样简单地处理，不能提高疗效，其后果是弃中医存中药。例如西医诊断为肾炎，若不用中医的四诊八纲辨证，只是用清热利尿药物治疗，就难于达到治疗目的，因为中医对这种病的治疗，根据病情的不同变化，可采用多种治疗方法，如发汗利水、清热利尿、健脾利水及温阳利水等法，若单纯清热利尿则往往无效。

三、推崇精方简药

石师用药以轻剂著称，常说：“一名医生能否做到药少而精，可反映其辨证的水平。”治病必明阴阳标本，不宜药石杂投，致成坏病，关键在于临证时随机应变。随师临证中我们体会到石师处方用药特点有三：

1.制方要严，选方要准

石师平素用药，最讲究严谨，力求要而不繁，专而不杂，每增损一药，必反复斟酌，务必丝丝入扣。所书处方少则五六味，多则八九味，鲜有超过十味者。常谓用药如用兵，贵精而不贵多。为医诊病，最忌广络原野，以求侥中。并认为方药精炼，既可提高医生辨证的准确性，又能节约药物，减轻患者经济负担。

2.加减有则，灵活运用

他在修改我们的处方时说：“用药最忌复杂，病愈复杂，用药愈精。”若方中一二味药与病无关，可用可不用，宁可删去，务求简练扼要，有制不乱。如治肝阴不足之失眠症，以酸枣仁汤加合欢皮一味，效果颇佳。药物本为补偏救弊之用，当中病即止。要知药物可以治病，也可致病，错用、乱用或无病用药，均可扰乱正气，对人体反而不利。但须根据病情轻重、病势缓急、体质强弱和药物性能辨证用药。

3.药必适量，不宜过大

要避免杯水车薪，也不能药过病所。用药无的放矢，用量越大，其弊越深。如玉屏风散是治老人或卫虚感冒之方，如用大剂就会造成胸满不适，用小剂则无胸满之弊。在用药少而精的同时，还要注意剂量的轻重，对于效果不好的病，首先要检查处方是否对症，而不要只想到剂量不够，盲目加大。所以，用药量的大小，要因人因病而定，以适合患者的体质、病情为宜。诚如张景岳所云：“若病近而大其剂，则药胜于病，是谓诛伐无过；病远而小其剂，则药不及病，亦犹风马牛不相及耳。”当然，制剂的大小也有一定法度，不是毫无规矩，更不能感情用事，认为药的味数多，可以面面俱到，这种用药方法，不仅影响了医疗质量的提高，而且造成了药物和资金的浪费。

四、尤重顾护胃气

石师对李东垣《脾胃论》研习再三，颇有心得，临床各科凡有脾胃见证，即从调理脾胃入手，处以“异病同治”。

石师治病，除强调注意人体本身的统一性、完整性及其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外，尤其重视胃气。如《景岳全书・杂证谟・脾胃说》云：“凡欲察病者，必须常察胃气，凡欲治病者，必须常顾胃气。胃气无损，诸可无虑。”

治内伤杂病，尤应重视胃气。脾胃为后天之本，五脏六腑皆禀气于胃。故历代医家，对不少病症，多从脾胃立法，如“补土生金法”“论独取阳明”及“见肝之病，当先实脾”等，可见胃气在临床中的实际意义。对胃气虚衰者，选方用药，要避免有损胃气的药物。

石师常说：“治疗疾病，自始至终照顾胃气是非常必要的。”在疾病初起的轻浅阶段，胃气尚未损伤，用药均勿克伐太过，以防伐胃气造成坏病。故《素问・五常政大论》曰：“无致邪，无失正，绝人长命。”如饮食始滞脾胃，病较轻浅，此时胃气未伤，用保和丸即可治愈，既能消食，又不伤胃；若错用硝、黄、棱、术之类攻逐，必致食消胃伤，使病加重。临床上，他脏影响到胃气，脾胃症状表现突出者，则当以治脾胃为先，俾脾胃之气恢复，能受纳饮食，他脏得养，疾病也容易治疗。

在慢性病或疾病恢复阶段，更应注意补脾健胃，这是彻底治疗的关键。石师十分欣赏钱乙在四君子汤基础上加入理气之陈皮，则制五味异功散。他认为此方深得《内经》之旨，补中兼运，寓补于运。凡脾气虚者，皆可以本方加减运用。石师日常用药，注意权衡邪正轻重，顾护脾胃功能，凡苦寒败胃，辛热伤阴，均慎用之。

“人以胃气为本”，胃气代表了人体脾胃对饮食水谷的消化功能，是气血生化之源，直接关系到整个机体的营养来源，因此顾护胃气在诊治疾病中有极其重要的临床意义。